去年年底的一场流感，让儿童医院这样的“大医院”几乎被挤破门，北京儿童医院内科主任医师刘小梅对这个场景印象深刻。“其实儿童医院当初建院的设想更多的是承担疑难杂症和重要科研项目的功能，很多儿科病症其他市级医院完全可以承担，患者为什么不去？内在原因是对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的不信任。”

如何通过“有效就医”把患者留在基层卫生机构，19日，北京市政协举行本届首次提案办理协商会，就今年全会期间提交的8件有关分级诊疗的提案进行集中办理协商。

数据显示，北京市有1.1万家医疗机构。委员们对此认为，北京不缺医疗资源，主要是如何合理充分发挥这些资源的作用。与刘小梅在现场反映的问题颇为相似，北京协和医院麻醉科主任黄宇光委员最大的感受是“太累”。尽管医疗改革后三甲医院的整体门急诊数量减少，但黄宇光发现，协和的医院手术量却逐年升高。“‘全国人民奔协和’是患者信任协和的体现，但大量的常规手术患者需要‘排队’等待数周甚至数月，这样的现象至少反映出分级诊疗制度应建立在充分的多点执医基础上，让人民群众基层首诊的意愿增强。”

在协商讨论中，委员们认为推进分级诊疗有效实施的难点之一正是老百姓在基层首诊的意愿不强。

北京市石景山区中医医院院长李鸿泓委员参加了此前北京市政协组织的专题调研，在羊坊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他发现这家卫生服务中心同时还是一家一级甲等医院，且在与世纪坛医院的多年合作中保留了呼吸疾病学科特色、中医诊疗优势和内科病房，在解决百姓普通常见病的同时，还有效解决了患者的部分专科问题，这给了李鸿泓很大启发，”基层医疗机构要获得百姓的真正认可，防病、治病能力须同步提高，即使是治疗常见病、多发病也要有显著特色，可以以全科为核心，以适宜的专科或专病为纽带，全科、专科协同发展。”

“要尽快建立双向转诊实施方案的规范化流程和激励机制。”据黄宇光了解，患者不愿意在基层进行首诊，就是怕耽误病情，双向转诊的意义就在于根据患者病情和治疗情况，在适当时机能方便简单地进行转诊。“现在当务之急是研究制定出一整套涵盖各门类、各阶段病症患者双向转诊的程序和方案，在最大程度上降低转诊过程中的沟通成本，明确相关医疗机构和患者之间相关的责权利问题。”

实行“差异化”医保报销政策，也是委员们提出的引导患者到基层就医的方法之一。“进一步加强关于分级诊疗的医保报销比例政策的针对性，坚持上下级转诊合并起付标准，减轻参保人负担，引导慢病患者选择基层医疗机构就医。”北京安贞医院院长魏永祥委员说。

“从基层医疗机构自身而言，如果不能解决激励不足、积极性不高的问题，分流到基层的患者可能会再度回流到大医院。”从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角度，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呼吁要落实基层卫生机构人事、经营、分配等方面的自主权，因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量增加以及签约服务增加的业务收入，可以用于分配，不计入工资总额。

11位委员和北京市民主党派成员基本都来自医疗卫生行业，很多委员更多次参加调研。此前，作为主办单位，北京市卫计委主要负责同志专门与委员进行座谈交流，并参加了市政协组织的分级诊疗工作调研，最终在办理答复中对8件提案39条建议中的37条，进行了完全采纳。对于现场大家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到场听取意见的北京市副市长卢彦进一步要求有关职能部门，针对委员们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继续加大分类研究，以此次提案办理为契机，在市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大力支持下，推动形成各有关职能部门合力，在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上实现新的突破。

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表示，委员们对医改的关注如同“连续剧”，一年连着一年，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正是对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促进和推动，最终也一定会让人民群众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