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胡大一 主播 | 宋平
王叔咸教授已离开我们30年了，我还清晰的记得每天早晨我跟随他查房时的情景。
我1965年入学，学制本是6年，但因文革后恢复医学高等教育时，强调新老不见面，即文革前入学的属“旧教育体制，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和新入学的工农兵学员不在校交叉重叠，因此北医63、64和65年入学三届学生，1200多人“一锅煮了”，一起分配。绝大多数分配到新（新疆）、西（西安，实指陕西各县）、兰（兰州，实指甘肃各县）。还有些分在宁夏、青海和西藏。之后又陆续考研或经其他途径回归内地。
我本做好充分准备去西藏。最后卫生部以搞教改的理由，留下70人在北京，分别在北医、中医研究院（广安门、西苑、东直门等中医院）。我被意外列入其中，我觉得应该是和张义超同志的推荐有关，我们曾一起到河北宽城搞教育革命，他是军宣队领队。宣布完分配方案后，我们留北医的50人先到茶淀五七干校（原茶淀劳改农场）劳动锻炼一年。
1971年从茶淀五七干校回京，我才第一次迈进北大医院的大门。此前的学医经历主要在大队合作医疗站、公社卫生院和河北宽城县医院，当的是赤脚医生和全科医生。到北大医院后，院方安排带我的第一位医生是血液专业的周家琴老师，当时只有大内科和不同专业，没有二级科室。
那时文革还没结束，但己在“斗批改”，医院和学校都恢复了工作。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医院的科室称连队。汪丽惠（后来的北大医院院长）任连长。
大内科老主任，来自老协和的王叔咸教授还没“解放”，还戴着“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当时工军宣队定的北医四大“反动学术权威”有四人：三王一刘，内科王叔咸，药学系王序，生理王志圴，生化刘思职。实际上，这四人是北医水平最高的专家学者。临床仅有一人王叔咸。这从另一侧面反应出，北医系统那么多医院科室中，临床与学术水平最高的是王老。王老一生先后从事的研究领域包括结核病、内分泌/糖尿病和肾病。他是中国现代肾病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王海燕老师就是他的大弟子。
我刚进内科病房，还在实行打破等级制度，护士、不同年资（那时没有职称了）的医生每人平均管12个病人，实行“包产到户”，从早上取血送化验，留尿，留大便送检，再到一早查房前扎好静脉点滴，一杆子插到底，谁管的病人谁负责。我看王老一大早戴着老花镜给患者打静脉点滴之辛苦，实在心有不忍，我就每天早七点到病房，把王老和我的静脉点滴打完，帮他把病人的血尿便送检，这样王老便可晚点来病房，能多休息。无心插柳柳成荫，他让我跟他查房，我就有了机会直接跟他学临床。现在回想起来，收获真是太大，我能有机会直接跟随王叔咸教授学临床，奠定了我学医成长的根基。
当时王叔咸教授还没“解放”，其中有两次突然“失踪”很久。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中央安排王老去阿尔巴尼亚和越南，为霍查和胡志明会诊了。
文革结束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王叔咸教授又成为大内科主任。北大医院这段有件很特殊的事，大内、大外科实行双主任制，一个专家主任，一个党员主任。大内科两个正主任，王叔咸和汪丽蕙，大外科两个主任是李家忠和顾方六。顾方六老师是又红又专的“双肩桃”人才，既是党员，业务、手术和英文又一流水平。顾方六老师的夫人施曼珠教授在内科内分泌专业。她查房逻辑思维脉络清晰，有条有理。我也跟她学过一段，对自己临床水平提高很有帮助。他们夫妇两人有学问，为人正直善良，可惜都过早被癌症夺去生命。李家忠教授50年代因高血压合并脑出血，儿子及时把他送到友谊医院做过开颅手术。
王叔咸教授学识渊博，知识面广，治学严谨，临床经验丰富，哪个专业的房都能查，查的各专业的头头都口服心服。如果是周三上午查房，周一早上就要把每次查房床位号和患者姓名写在这层楼病房的小黑板上通知大家，他每周查一个半天房，各专业轮流，全科医生参加，一次查3到4个病人。我们年青医生下夜班也不舍得走，极珍惜这种学习机会。
王老查房前都要提前花半天时间亲自看病历，看病人，还要带着问题到图书馆看书和文献。王老对下级医生要求极为严格。如果病史问的不仔细，物诊做的有差错，如脾大没触到，肝大小摸的不准确，心音、杂音或附加音听的有差错，王老都会严厉批评。据说有一次一位主治医心脏听诊有失误，王老说这种杂音实习医生都应听出来，然后就不许这位主治医继续报告病例。王老每次大查房前，自已查病人时都会把问诊物诊要点记录到一个褐色封皮的小本上，装在他挂在病房的白大衣口袋里，年多日欠，本的封皮已磨损。有一次比我年长的李庆彬大夫开玩笑说，他怕王老批评他，他事先偷偷看了王老本上记录，查房时就按本上记的说。
王老每周半天门诊，仅看2个病人，一定是施曼珠、张鸣和、王海燕、高岩等这一级别医生提交的真正疑难复杂病例。王老门诊也要求提前提交详细病历和要解决的问题，门诊前一天下午同样要去图书馆。王海燕和高岩教授都是王老的研究生，研究领域分别为肾脏和内分泌，她二人都是1959年北医本科毕业的。
王老对下级医生高标准严要求，对事不对人，从无个人恩怨，大家对他怕而不恨，从内心更多的是敬重或敬畏。即使文革中他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帽子，被批斗也是流于形式。严师出高徒，王叔咸教授不仅为北大医院，也为全北医各附属医院带出了一代名医，他们都是我年青时的老师和偶像。
上世级70年代末王叔咸教授集中精力开拓现代肾脏病学科。北大医院肾内科群星荟萃。王海燕、张鸣和、杜学海、潘辑圣、谌贻璞……。
王叔咸教授专心治学行医。文革中批判来批判去，我能记住的就两条，一是周总理举行国庆招待会，请他出席，他专注于研究和临床工作没到场；二是因病历不合格，他严厉批评过出身贫下中农家庭的医生，被认为阶级感情有问题。
王叔咸教授患糖尿病多年，他对自已饮食管理极为严格，中午在医院食堂吃饭，2两馒头，2两酱瘦肉。
我1985年1月5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1987年1月5日回到北京。王叔咸教授1985年2月4日早上正要上接他的汽车上班，发生心脏猝死，我没能送他最后一程。
如果说北医的临床医学是颗枝叶繁茂的参天大树，王叔咸教授就是这棵大树的根，根深才有叶茂。我在自已刚刚走进临床医学入口就有幸在这位学术和临床大师的熏陶下，教育下，指导下学习、提高和成长，奠定了我一生的根基。
当今医院规模巨大，设备精良，技术能工巧匠很多，遗憾的是大师风范无存，我们需要深思，当今钢铁为何炼不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