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疾病、以及由疾病产生的痛苦和对死亡的恐惧催生了医学。人们又在对健康的渴望中发展了医学。病痛和死亡，这种源自躯体的恐惧感，往往会延伸至思想、意识和心灵。所以，医学被赋予了两大使命，一是致力于使病人摆脱躯体的痛苦，二是关心病人的心灵，引导他们摆脱恐惧，提高面对疾病和死亡这样非常状态时的生活质量。

医学从它诞生之日起，技术和人文就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只是在历史的不同发展时期，特别是在医学技术高速发展阶段，人们就会把两者的关系分裂开来，甚至把两者决定的事归为一者。人的天性历来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在看似医学技术无所不能的时候，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技术将能一统医学的天下。德国人汉斯·波塞尔在《科学，什么是科学》一书论述到：科学，还有技术，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和速度控制和决定着我们的生活，渗透与贯穿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许多场合，科学已经代替了宗教的功能，人们今天对科学的崇拜并不亚于昔日对上帝的信仰。科学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于世界，对于自然的看法。在生物医学模式为主的19-20世纪，医学技术已看来无所不能，100多年的时间里，新技术层出不穷，新药物不断涌现。疾病的难题被一个个攻破，人类的健康一天好似一天。慢慢在医生眼里自然的自愈能力已不再主要，在病人床旁的陪伴已可有可无。医生脑子里的思维已被技术占满，医生的时间已被手术、操作忙的不可开交。唯技术论，唯疾病论，唯药物论，好像没有了这些医生就不能被称其为医生，没有了这些医生也就没有了任何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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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技术就是好医生的代名词，靠技术消除疾病就是医生的最终目标。不管是对医学生的教育，还是对年轻医生的培养，都是以疾病做起始，以技术来收尾。美国人文学家卡森说：过去五十年，美国医学教育太注重自然科学和科学技术，结果是培养的医生在医学理论和诊疗技术上出类拔萃，而其社会价值和人文意义却捉襟见肘。医学不是纯科学，人的衰老，器官的退化是不争的事实，人之将死是人生必由之路；疾病先于技术出现，在时间节点上疾病永远占得先机，疾病的复杂性也远远是技术力所不能及的。现在我们看到的医疗的现状是，新发传染病的规律性，靠现有技术没有搞清；肿瘤疾病还是让人心有余悸，是病人挥之不去的阴影；慢性疾病还在持续走高，病人的心理还时常受到痛苦的折磨。虽然不可否认技术是医学不可或缺的武器，没有技术的医生不能驾驭医学，但技术不是医学的唯一。

医学的人学属性已被认可，在医学中，人为大，病为二。疾病产生了苦，病人把体验到的苦转变为感觉，感觉影响到了精神，精神上升到心灵。在心灵深处病人有了对生命的感悟，有了对爱的需求超过以往任何时候，有了需要用精神力量左右疾病进程的渴望。人是感情动物，爱和被爱是人的天性，疾病中的人对情感的需求异常强烈，疾病让人痛苦，让人孤独，让人脆弱，甚至让人精神崩溃。而人学里有情感，有温度，有关爱。美国医学人文之父佩里格里诺说：医学最可贵的品质是对人类不可遏制的敏感。所以，医学是技术与人文紧密结合的知识体系与实践活动。没有了技术的医学，疾病就会肆无忌惮，没有了人文的医学，就会让病人坠入痛苦的深渊。每一位医生应该懂得医学的落脚点一定是科学技术和人文关怀最好的结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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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许多时候医学技术是暂时的、阶段性的、可选择的、胜算不是绝对的；而人文关爱却是伴随就医的始终，持续不能中断；再强势的人和普通民众得病后，都需要关爱是不二的选择，爱的力量是巨大的，有时在疾病的对决中是唯一的。在医生这个群体应该看到人类本性所表现出来的一切优秀品质：善良、仁慈、温柔、睿智、勤奋、坚毅、勇敢、执著、细腻、谦虚、无私，等等。在癌症晚期，在慢性病的终末期，任何医学的治疗手段都形同虚设，可医生在病人面前的和声细语，轻轻的抚摸、发自内心的一笑都会犹如一剂良药，瞬间化解病人心中的愁苦。韩启德院士曾经说过：医学必须与人文紧密结合，才能保持正确的发展方向，真正造福人类。

世纪之初，威廉·奥斯勒就说过：医学是一门不确定性的科学和可能性的医术。在21世纪的今天，人类经过了高科技的洗礼，对人体的认知已经超过以往的任何时期，但医学又走到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共存阶段。医学技术对疾病是最好的措施，医学人文对病人是最佳的途径。疾病永远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病人也永远不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医学也会一路前行面对疾病，陪伴病人。技术是根，人文是魂，医者掌握了它们，那就会在医学这个这个大舞台上有了真正立足的地方，也有了真正展示自己才能的机会。医学技术与医学人文密不可分，医者们，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