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根将近，明天就是大年三十，我想不止我一个人，让“武汉肺炎”扰的一点心情也没有。不是怕过年值班，对这件事早已习以为常，而是担心一旦传染病的疫情控制不住，靠我们这些看病的医务人员恐怕是势单力薄。

从我掌握的知识，呼吸道传染病的控制在三方。

一是政府、二是民众、三是医务工作者。

重要性也不是三方均等，顺序还是政府、民众和医务工作者。

为什么这么说？呼吸道传染病的可怕早在100年前就被人类领教了，西班牙大流感导致了全球几亿人患病，几千万人死亡。呼吸道传染病的罪魁祸首多数是病毒，人人对它都易感，没有亲疏远近。感染方式很便利，通过呼吸道的飞沫，说说话就可以把人置于死地。许多病毒都是新面孔，初出茅庐，六亲不认，见谁打谁。医生不认识它，疫苗研究需要时间，药物束手无措，所以只能看其横行霸道。这也就是说，虽然医生看病是职业，是分内的事，但真要是遇到了突如其来的传染病，也会失去方寸，乱了阵脚。

怎么办？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呼吸道传染病的病源局限住，不让它传出去，所谓“封城”。

虽然办法与现代科技的发展相比有些不平衡，显得被动、生硬、老套，但却被历史证明行之有效。

加缪写的《鼠疫》一书就描述了“封城”对阻断鼠疫的传播至关重要。

当然实施这个办法会使经济蒙受损失，会给人类生活带来不便，也会错杀一些无辜者。可谁又能对人类几千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的流行，提出一个万全之策呢？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传染病是天灾人祸，天灾的成分更大。对待天灾严防死守，战略撤退可能为下一步主动进攻赢得时间，打好基础。23日武汉政府作出了限制人员出入武汉的决定，不失是一个明智之举。春节来临，人员大量流动，将会使那些处在发病潜伏期的“武汉肺炎”成为星星之火，大家要知道，星星之火是可以燎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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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班的路上路过一家稻香村店，还没有开门，采买的人在门外排起了长队。与我前天坐公交车不同的是，几乎每个排队的人都带上了口罩。一路走到医院，虽然大街上行人不多，可戴口罩的队伍明显比几天前壮大了不少。看到这一现象很欣慰。按理说人家戴口罩，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却与这次正在流行的“武汉肺炎”关系密切。上面谈到呼吸道传染病控制好与坏，民众占了第二位的重要因素。可以说每一位民众都是这次“武汉肺炎”的易感人。谁不留神“武汉肺炎”的病毒就会找上门来，这次来拜年的就不是亲朋好友了，而是看不见摸不着给你和家人添堵的冠状病毒。当然拒绝病毒拜年的方法不少，操作起来也不费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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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是急诊医生，像当年“非典”一样，在这次“武汉肺炎”我们还是要唱重头戏。这些天卫生行政部门、医院、科室都紧锣密鼓做预案、定流程、储备物品。经过了“非典”，医务人员接受了教训，收获了经验，所以在面对“武汉肺炎”，医务人员不敢掉以轻心，意识强，动作快。但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防控上，我把它排在了第三位。如果前两个失控，第三个就会爱莫能助。现阶段医务人员要做的就是及时甄别，明确是与不是；其次是分流治疗。甄别“武汉肺炎”写在纸面上的标准容易，现实操作会有不少难度。难度在于黑与白的中间灰色地带。证明武汉的流行病学史比较简单，但超过了14天的潜伏期病人肺炎了，算不算？病人只有呼吸道症状，不发烧，算不算？病人血白细胞升高，算不算？人去了武汉不发烧，家属发烧肺炎了，算不算？如果有病毒核酸检测，可以一目了然，如果没有怎么办？

临床是经验医学，对传染病的研究还有很多疑问和困惑。如果用科学准绳去衡量它，一定会漏诊，如果用经验方法去判断，一定会有冤案。大敌当头，在呼吸道传染病的高发期，在诊断尺度上，我的理解，适当放松。漏诊一个病人的结果，会带来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临床的诊治要看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有了病毒核酸的检测会规避一些冤案，但实验性的数据也会说谎。所以不管医疗的预案和流程制定的多么万无一失，更新的多么与时俱进，有时还是人算不如天算。病毒、人体、疾病构成了呼吸道传染病，两个是活物，谁能把它看得那么明白，想得那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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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政府、民众、医务工作者三位一体，有机配合，各自把自己的职能发挥到淋漓尽致，不推诿、不越位，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就能打赢“武汉肺炎”这一仗。

今天武汉政府的决定，民众对“武汉肺炎”态度的转变，医务人员始终没有抱怨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这些都让我看到了“武汉肺炎”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