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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悦勤：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公共卫生学院流行病学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医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社长兼编辑部主任、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社会精神病学与行为医学研究室主任，中国残联第七届主席团副主席。

采访黄悦勤，我是通过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李鹰介绍，她俩是北大附中校友。我去之前，李老师介绍说：“黄悦勤是咱们学校卫生系79级学生，现在是精研所和六院的书记，性格泼辣，说话有点儿神叨，但挺有蛊惑力。”

第一次会面，我跟散文家周晓枫一起去她办公室，见到她第一眼就让人眼睛一亮，黄悦勤不仅热情坦率，极善表达，而且秀美端庄，长发乌黑，淡妆得体，微笑露齿，大大的眼睛略显朦胧，那天，她穿了一件十分提神的红上衣。晓枫爽言快语，当面称赞，说：＂您有着您这个职位不必拥有的美貌。”她说得没错，透过她中年的风韵，可以看出青春时代的姿色。“您这么……当初怎么选择来精研所？＂我只问出后半句，没好意思说前半句。的确，在外人想象中，＂疯人院”里的女大夫也该是五大三粗，面目凶悍，即使长唇须也属正常。

| 黄悦勤（右）

“说起来也算缘分吧。”黄悦勤说。1984年她本科毕业，考上公卫系连志浩教授的流行病学硕士研究生，1987年毕业后，她主动申请到精研所社会流行病研究室工作，用行话讲，是“用预防医学的方法研究精神疾病在人群中的发生规律，探讨病因以及预防、控制和策略＂。说她“主动”，其实也有”被动”成分：一来她本想留在流行病教研室当老师，但听说那年系里只留男生不留女生；二来她对这个领域感兴趣，流行病学是方法学，必须用在一种病上，许多疾病都有人搞过，唯有精神病领域涉足人尚少；三是她父亲和沈渔邨所长是老相识，抗战期间他们曾在西南联大同窗，50年代又碰巧一起去苏联留学，由于有这层关系，沈所长对黄悦勤希望有加，以至后来连志浩教授为女弟子争取到留系名额，黄悦勤还是忍痛放弃，只因不愿让沈老失望。换句话说要不是顾及父辈的私交，黄悦勤很可能与精研所擦肩而过。

到精研所后，黄悦勤体会到沈教授的高瞻远瞩，搞全国精神障碍的流行病调查，当时在中国非常先锋。1982 年，精研所就在卫生部支持下搞了首次“全国流调”，调查人数四万人，那是一件载入中国医学史册的大事，奠定了精研所在全国的领先地位。黄悦勤到所里搞这个专业，前辈已为她铺好了路，这项工作的开展也确实需要她这样科班出来的人。

| 黄悦勤1982年在北医三院临床实习，在外科大楼五楼手术室天窗观看手术

谈起“精研所”，黄悦勤说这个名字起得很妙，考虑到了社会上对精神病的歧视心理，假如直呼精神病院，不但很多病人不敢来，恐怕有些医生也不愿意来。“精研所＂乍听上去，感觉是一家研究单位。当然，黄悦勤去精研所确实也是为搞研究，不过按照沈老的要求，研究人员也懂临床，黄悦勤对精神病专业边学边干，跟其他大夫一样接诊，开药。

以前，黄悦勤没怎么接触过“疯子”，记忆最早的一次是在十岁，她随父母到江西农场下放劳动，有位被关牛棚的老师敢在会上“大打出手”，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见习期间轮到精神科，有位病人一本正经地问他们：“我看你们都很可怕，你们警帽上的国徽怎么这么大？”黄悦勤跟同学们呵呵大笑，觉得好玩儿。只要走进精研所小院，就能听到有人唱歌。读研究生时，有位老师的远房亲戚住进有两道门隔离的兴奋室，黄悦勤自告奋勇陪护了一夜，当时她并不知道有幻觉妄想的病人有多危险，事后回忆才觉得后怕。

| 黄悦勤

做临床后，黄悦勤跟病人接触多了，惊险时刻也随之增多。有一次，她行政值班时去病房巡视，刚出病房里面的门，就被一位病人掐住了脖子，黄悦勤本能地大喊一声，心想这次要殉职了，有位护士听到呼救冲了过来，经过一阵厮打，最终将病人制伏。病人突然安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跟黄悦勤解释：“我并不想杀你，只是想抢你的钥匙。”

最恐怖的一次是她怀孕三个月时，有位闹着要出院的男病人一脚端开办公室门，闯进了医师室，抄起桌上的烟灰缸砸碎门玻璃，随后朝黄悦勤这边扑过来。“我真觉得要完蛋了，心脏怦怦狂跳。要是他朝我踢一脚，肚子里的孩子肯定流产。”回忆起当时的惊险情景，黄悦勤至今心有余悸，“出乎意料的是，病人冲到我跟前后却绕开了我，扑向我身后的两个男大夫。看来精神病人犯病时也不是全没有理智，可能他也明白，好男不跟女斗吧。”这类事情，现在讲起来像个笑话，但在发生的一刻却叫人胆战心惊。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让她害怕，有的让她看了心疼。她管过一位躁狂患者，那是一个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年轻人，每天给总理写信提改革建议，而且喝水无度，几乎喝到水中毒。还有一位迫害妄想的大学生，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总怀疑在大学当教授的父亲在迫害他，有一次外出走失，几天后被发现时，躺在某个小火车站外的水坑里发高烧，后来发展到败血症而不治身亡。不过有的患者结局不错，她管过的另外一位重症男病人，不但妻子不离不弃，康复之后还承包了一个收费厕所，自食其力了。

| 前排左起：孙丽芳、岳林、黄悦勤

二排左起：张澜波、王新生、张起东、张长清、赵景明、陈卫党

80年代末黄悦勤做辅导员时，遇到一位南方来的新生。新生家属再三拜托，说孩子有病， 请老师多多照顾。黄悦勤问什么病？家属说是“草黄症＂。黄悦勤没听懂对方的口音，又问孩子服什么药？家属回答：碳酸锂。黄悦勤恍然大悟，这位新生患“躁狂症”，立即告诉了教育处处长，校方为此拒绝接收，毕竟当医生需要比常人更健康的心理。面对家长求情，黄悦勤也很难受，直到听说那孩子被一所工科学校录取了，她不安的心才放平静。

90年代初，黄悦勤随丈夫去美国读书，从1993一1995年，她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神病学与人类行为系从事博士后研究。在美国期间她意识到，精神卫生水平的提高代表着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在美国医院，病人会主动说自己有人格障碍、酒精依赖；在她租住的公寓，当空姐的房东就主动告诉她自己去看心理医生，原因是第三次婚姻又触礁了。在当时，有中级职称的黄悦勤在精研所挂一个号五毛钱，而在美国看精神科医生要每小时150美金！

回国之后，黄悦勤心气很足，很想大干一番事业，命运安排，她被调回到公卫学院当了预防医学教研室主任。那年黄悦勤36岁，是学院里最年轻的学术带头人。她从事了六年的教学管理，2002年出任新成立的社会医学健康教育系主任。在此期间，她申请到一笔20万美金的研究基金，当时真感觉“一夜暴富”，立即组织全教研室人员做一项历时三年的大项目，在北京25所高中对一万名学生进行人格障碍的调查并著书立说。

2000年，黄悦勤被聘为教授，但为了能当“博士导”，她同年开始读博士学位。2002年年底，她被调到精研所当党委书记。那段时间，黄悦勤生活的弦绷紧到极点，她既管党务行政，又搞教研，读博士学位的同时，自己还带两位硕士研究生，写论文天天熬到凌晨五点，八点就又要坐到办公室里。

人只要有“奔头”，就什么都能扛。黄悦勤对做学问始终保持的那股类似青春期的狂热，想来也有家族遗传。她祖父黄修青是民国时期科技精英和爱国资本家，中国有线电工业与技术的先行者；外祖父邵福宸曾随茅以升修过钱塘江大桥，是中国现代筑港技术的参与人；父母是北大、清华的资深教授……实话实说，黄悦勤同意去精研所“当官”，真正吸引她回去的并不是书记职位，而是为去做学问——当时精研准备搞第三次全国精神障碍流行病调查。遗憾的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如今市场经济，做研究也要拿钱说话。20世纪90年代，做2万人的调查花10万元就够，现在做3万例以上的调查预算，预计要花上3千万元！由于没找到经费，当时的计划流产了。“真是十年磨一剑，又过了十年，去年我们终于从卫生部和科技部申请到资金，计划在全国31个省市做30000个样本，最远到新疆的乌鲁木齐……”说到这里，黄悦勤的语调变得轻快了。

黄悦勤解释，由于跟上次调查相隔二十年，这次调查意义非凡，因为在这二十年间，连国际疾病的诊断标准、工具和理念都发生了改变。“比方说，神经官能症这个病名已经没了，而分焦虑、恐惧、强迫、创伤后应激障碍……随着对疾病的了解更加深入，疾病分类更新更细。都说中国的精神病越来越多，究竟怎么个多法？ 什么病多了？为什么多了？因此这次流行病调查的任务很重，意义很大。”黄悦勤说话坦率得可爱，她说这里也有个私心，这次调查一旦成功，够她慢慢写十年文章。

| 黄悦勤与临床心理科医护人员

黄悦勤当书记的九年里，并非风平浪静。2003年春天，一场“非典”袭击中国，北京成了重灾区，黄悦勤也经历了一次不小的考验。俗话讲“穿衣要穿布，吃饭要吃素，上班要走路，当官要当副”，可当时院长于欣出国在外，院里人的眼睛全盯在她这位书记身上，事无巨细都要她做，有生以来她从未感到如此大的压力。“要知道，我们跟普通医院不同，全是封闭病房，病人又不配合，你给病人量体温，病人都可能把体温计吞了，万一出一个SARS，那可怎么办啊？！”

六院虽没有“非典”，但与六院一墙之隔的三院有。另外，有一位被送到人民医院进修的护士长，在那里的急诊室染上SARS，幸好及时隔离治愈。当时黄悦勤下了三道禁令：不去三院会诊；不去三院急诊；再也不收病人。作为流行病学专家她很明白：如果管理不善，没出事是你运气，出了事是必然的，而且早早晚晚会出事，一个人不会总有运气。黄悦勤虽下令不收，但病房里还是收进了一个，而且是一位SARS感染者！

原来，北大一院有位学生不幸被感染，时任北医副校长的吕兆丰说：“这是咱们自己的学生，一定要救！”于是，黄悦勤专为这名学生开了个病房，配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监护，因为跟“非典”患者接触过的人不能再接触其他病人，以防交叉感染，不久后转送小汤山医院。

北京市当时搞“一刀切”，要求每家医院派30名护士支援地坛医院。六院注册护士总共只有80名，为抽出30名护士，整整关了一层病房，有的病人被送回家，有的合并到其他病房。医院里曾干过护士的行政干部，统统被派到病房救急。黄悦勤至今记得30名护士出发时的揪心场景，那一刻的氛围，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带队的护士长流泪央求：“能不能把我孩子带来，让我再看一眼？”

那些天，黄悦勤感觉像在打仗，每天都紧张地忙到半夜，偶尔夜里十点钟回家，会觉得奇怪：今天下班怎么这么早？有了那段经历，黄悦勤坚强了许多，自觉不会再有什么让她害怕，不会再有什么能将她难倒。“非典”，对所有亲历者来说，都挑战了极限。

| 黄悦勤

2008年，黄悦勤还干了一件别出心裁的事，既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又圆了自己的文艺青年梦——她利用国际阿尔茨海默氏病协会提供的7000英镑资金，亲自组织拍摄了一部长达90分钟的老年痴呆症宣传纪录片《暮年的困惑》，将老年痴呆的症状和治疗、护理知识写进剧本，运用电影的语言告诉一个家庭该如何应对，如何不放弃希望与亲情。

采访中，我们聊起人们对精神病的认识，黄悦勤说：“一说精神病，大家想到的就是奥运期间杀人的疯子，想到校园行凶的精神分裂教师。 问题是，重症精神病毕竟容易识辨，毕竟属于少数，而符合精神障碍诊断标准中一条的轻症患者，要占人口的10%！焦虑失眠的人比比皆是，许多‘捣蛋鬼’其实患的是儿童多动症，过去常说的‘老糊涂’，实际属于老年认知障碍……人体有骨骼206块，肌肉639块，已经清清楚楚，可人的脑神经细胞有上千亿个，并且知之甚少！ 按照国际疾病分类第十版的标准，精神疾病共分十类，总共包括三四百个亚种！要想把所有精神病都诊断出来难度很大，不能像查高血压、 糖尿病那么简单，要想为精神病人下诊断，至少也要花半个小时，有的要花很长时间观察和调查。你看，”黄悦勤一口气说下去，“如果你有人格障碍绝对不承认自己有病，要想把这类病人诊断出来，要综合许多信息，花费很大精力。其他慢性病调查，可以使用现有的监测网，但我们不行，必须一例一例地做。在对方非常配合、调查员非常熟练的情况下，完成一例调查通常也需花40分钟，要是病人不配合或病情复杂，我们的最高纪录是问7个小时！可想而知，要想做好这次调查，难度相当大……＂

说着说着，黄教授的话题又回到流行病调查上，而且越说这事困难，她越眉飞色舞，可见她最大的兴奋点就在这儿。她告诉我说，第三次“流调”去年已经正式立项，目前正做具体方案。我心中暗想，或许对她来说，即便当了十年的官，从某种角度来说仍算“卧薪尝胆”，现在她终于能够一展身手，做十年前，甚至二十五年前想做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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