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在许多人眼里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技术学科，因为不管是内科病，还是外科病，都需要医生用专业的手段进行干预，所以穷其一生，医生都在专业技术上努力，不敢懈怠。但光有技术还是不够的，医学面对的是人，人的复杂性，人的多样性，人对医学的需求，人对医学的满意度，是靠关系这两个字维系的。叙事医学的创始人卡伦强调了医生与病人、医生与自己、医生与同事、医生与社会四种关系的重要性，在我眼里，医生与家属，医生与经济也是不可忽视的关系。在医疗行为中，处理不好这些关系，病治的再好，彼此关系中的人物都不会有好的就医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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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是医学中最忌讳的一个词汇，病人害怕死亡，家属不敢面对死亡，医生不愿承认死亡，死亡永远被排斥。当然这只是人的一厢情愿，死亡是人的最终归宿，拒绝也好，否认也好，死亡会不请自来，而且来了要想让它走，谈何容易。所以在死亡面前，只有两个字——接受。接受是理性的思考，但人又是感性动物。如何让感性的人，也就是活着的人，在理性和感性间达成默契，尽快走出感情的痛苦，化解亲人去世的悲伤，需要有一番思考。

医生靠技术治疗病人，家属靠关爱守护病人，他们的重要性对病人都不可或缺，也是病人最后战胜病魔的强大支撑。所以医生要想让医学有更大的胜算，就需要在技术帮扶基础上，摆正位置，处理好与病人的医患关系和与家属同盟军的关系。同盟就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两个彼此之前并不相关的人携起手来。医生和家属的同盟关系，会给病人治疗带来1+1＞2的获益。当然同盟是理性的、是有分寸的，双方不可互相替代。

但医学的最终结局，既不以病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医生和家属的同盟关系为转移，死亡还是会到来。在死亡面前，医生的技术失去了优势；家属的关照也画上了句号。如果双方此时抽身，从理性的层面来说，对逝去的人不会构成任何影响，也不会带来任何伤害。恰恰人的感性是有别于其他动物，在医疗关系中医生和家属建立的同盟关系在病人离世这一刻也得到了升华，变成了伙伴关系。

为什么这么说？生命对于每一个人都只有一次，不论金钱、名誉多么诱人，在生命面前都不值一提。所以生命对任何人都是最珍贵的，可珍贵的生命总会画上休止符，这就成就了生命为大的人性。没有了治疗，没有了照护，医生和家属之间没有了技术上的分工。但却共同因为在与病人朝夕相处中，感悟到对生命的尊重。总有一天，医生和家属都会面临生死那一刻，面对死神是惊慌失措，战战兢兢；还是向死而生，成就生命的意义？这也是人来世一场的终极思考。人活着的时候，都是独立的个体、独立的身份，对死亡是陌生的，对活着的意义是模糊的，可以说无感。只有在见证生死那一刻，人有了同感，人与人之间没有了身份高低，也彻底把人从物质堆里和名誉圈里推了出来，过去的各种纠结，各种趋利而生的烦恼，在死亡面前得到了释然。

伙伴是一种陪伴关系。亲人是一种不可割舍的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失去亲人产生的痛苦和悲伤人人都会深陷其中；医生在病人救治中产生的同理心，让医生能感同身受病人的苦，也会体验到病人对医生的尊重，对生死的坦然，也成就了医生对病人的敬畏之心。所以病人的离世，家属和医生会在情感上产生共鸣；在关系上更加靠拢；在态度上更趋一致；在情绪上需要彼此的互相纾解。这样看似各自独立的个体——医生和家属，在病人死亡面前，走到了一起，互相搀扶，成为伙伴。

只把医学的诱惑力局限在技术这个层面，只能说明看问题的视角太狭隘。对于死亡，技术没有胜算，但死亡留给人的思考却是货真价实，意义深刻。有血缘关系的家属对死亡的理解：是让亲人走的安详；走的不留牵挂；走的无憾无悔；让记忆永远是值得回味的、美好的。参与救治的医生对死亡的理解：是让病人在救治的技术中不缺少爱；在生死的抉择中以人为本；生命的精彩不是数字，是意义；学会放手是更高层次的医术；死亡不是对医者的否定，汲取生命的力量是对医者最大的褒奖。所以医者和家属对死亡的这种伙伴关系，既有统一性，就是在精神上的心安理得，不把死亡当成痛不欲生的悲剧；又有在各自背景下的特殊性，就是医者每一次面对死亡，都是在做一次心灵升华的旅行。重新思考，重新定义疾病与人，医学与艺术，生与死的含义，将是每一位医者的必修课。

如果没有死亡，很难把医生与家属确认为伙伴关系。病人治愈了，医生和家属的同盟关系也解除了。当然从医生心里不会强求这种同盟和伙伴关系，毕竟让病人身体健康是医生不懈努力的目标，也是病人和家属求之不得的完美结局。但世事难料，医学的发展不会一帆风顺，医学的局限也不能消除，医学存在短板永远是不争的事实，所以死亡对每一个人都是绝对概率。美国医生葛文德在《最好的告别》写到：“医学的存在是为了抗击死亡和疾病，这当然是医学最基本的任务。死亡是我们的敌人，但是这个敌人拥有优势力量，注定是最后的赢家。在一场无法获胜的战争中，你不会想要一个战斗到全军覆没的将军。”

医者与家属都要学会与死亡和解，才能参透生死，利用人生短暂的时光，品味每个独一无二的当下，也由此培育我们对自身，乃至对全人类的悲悯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