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年的新冠疫情之前对于大多数北京人，并没有切肤之痛，虽说每天的核酸检测，让人发了不少牢骚，但人的躯体没有痛苦。

12月初这波来势汹汹的疫情，如雷霆万钧之势，瞬间就让新冠病毒在有准备的人和没有准备的人身上附体。从没有感受过的高热，全身酸痛，嗓子如刀割一样的症状，迅速让微信圈沦陷。从来没有想到，被感染了新冠病毒后，人人都成了写作的高手，把各种症状和感受描述的淋漓尽致，有幽默、有调侃，比医生写的病历有意思多了。当然随之的恐慌潮也结伴而来，有病的，没病的，蜂拥医院去看病、开药。从来没有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退烧药，成了热门紧俏货。这时要说谁家里不缺退烧药，一定会变成万人羡慕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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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疫情可是六亲不认，医务人员也成了重灾区，有的急诊科几乎无人幸免。看病的人成了病人，病人还由谁看？这让我想起了在新冠疫情刚开始的2020年，读了一本《大流感——最致命的史诗》，描写1918年全球那场大流感。当时正值一战，正准备上前线的士兵在还没有开战的时候，就被流感击倒，死伤无数，可想而知这场仗怎么打。

100年过去了，医学科技有了长足的发展，按理在与疫情的较量中，人的胜算会更大。可是人算不如天算，面对新冠疫情，人迟迟拿不出出奇制胜的绝招。当年研究过美国历史的领导者预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会有某种流行性疾病出现，他们对此进行了充分准备，然而最终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疾病肆虐。生物系统并非逻辑的产物，而是进化所致，进化是一个不太讲究精准过程的。所以，不同于逻辑的有条不紊，生物学的结果通常是凌乱无序的。3年来有关新冠病毒的研究可谓此起彼伏，结果也是喜忧参半，是不是最终会应验这句话：医学还不能，而且也许永远也不能完完全全地成为一门科学。

新冠病毒感染，由于有了核酸检测这项技术，已经变得一点都不神秘。3年来新冠病毒为了适应新的环境，不断发生变异，毒力不断地减弱，也已是不争的事实。但病毒什么时候离开，以什么样的方式离开，离开后会不会回来，都还是未知。现阶段人被病毒大面积打倒带来的恐慌，医务人员减员出现的医疗挤兑，常用药物被当作食品囤积起来的混乱，都已不是通过医疗技术就可以搞定。这是人的问题，是人的心理、情感、思维、理念、价值观发生了偏差。

叙事医学要做的事，不是在医学技术上发力，而是从多视角，多途径，处理好人的关系，致力于在医疗领域内实现平等。当一个疗法明显无效时，医生和病人间错综复杂的——亲密无间——关系开始发挥作用，双方都投入了感情。从希波克拉底时代到今天，有一个真理恒久未变：面对一个绝望的病人时，医生常常是无心做任何事；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想做的太多了以至于什么都做不成。于是这个同病人一般绝望的医生会尝试任何方法，包括那些他们自己知道无效但也无害的方法。至少，病人可以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当然新冠病毒感染不是不治之症，它是自限性疾病，大多数人如同经历一场流感。但人的情绪如同新冠病毒一样，也具有传染性，在这突如其来的疫情影响下，不会有好心情，除了恐惧，盲从，就是不知所措。 美国医学人文之父佩里格里诺说：“医学最可贵的品质是对人类不可遏制的敏感。”叙事医学的提出者，美国医生瑞塔·卡伦也在自己的临床实践中感到，“只靠科学性医学是无法帮助患者与失去健康作斗争并找到疾病和死亡的意义的。”而患者讲述、医生倾听等叙事技巧可以拉近两者的心理距离，只有医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患者的经历，医疗照护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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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波疫情让医务人员一时间都成了病人，之前医生对病人的痛苦只是从书本上去想象，现在是身临其境体会到高烧、全身剧痛、难以入眠的感受。以前我曾经设想，如果成为一名好医生，就应把世上所有的病都得一遍。这样可以了解它的症状，知道它的痛苦，需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最好。当然这不现实，代价也太大。今天不论想不想，几乎没有人能逃得过去。也就是医者与病人在新冠病毒感染这件事上感同身受。

卡伦把“叙事医学”定义为由叙事能力所实践的医学。叙事能力是认识、吸收、解释并被疾病的故事所感动的能力。医学实践中的叙事能力可使医务工作者更好地认识病人和疾病，传播知识和关心，与同事谦卑相处，与饱受疾病折磨的病人及其家属同在。反之，在今天的疫情背景下，许多医务人员被感染，但医者的使命是治病救人，所以，他们带病坚守在临床一线。如果作为病人不就事论事，也是用叙事的眼光，看待与他们同样也是病人的医生，还在不辞辛苦的工作，那么他们会在感动的同时，不再对医生有更多的苛求。

新冠疫情3年，看似了解，实际病毒还是不按规矩出牌，一会温驯，一会暴躁。暴躁的时候，让人猝不及防。要说治疗新冠病毒感染就那些办法，医生这些原则都明白。但病人多，床位少，医生就犯难了。给谁治，不给谁治。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病人更是如此。所以在先治，后治；需要治和不需要治这个问题上，最纠结的就是医生。一视同仁，重病人容易耽误；先重后轻，轻的会说，先来后到。看来这个时期，医生走技术路线，会有劲使不出。不如换个途径，搞关系。这里的搞关系不是走后门。叙事医学的本质就是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当然这个前提条件是信任，如何取得信任，这就需要医者能够与病人共情。

共情是从他人的角度去感受、理解他人的情感，是分担和分享他人的感情，表达的是对他人情感的回应。病人只有在感到被见证和被理解的基础上才能感到尊严，才会真正信任和依赖医生，从而遵从医生的医疗决策。当然医务人员共情病人的时候，是在与病人进行情感和思想上的联结和交流，而不是负担和劳动，共情过程让医务人员产生职业价值感、对生命的尊重感，并非是负累感。人心换人心，如果医生掌握了叙事能力，则能够通过允许病人讲述自己故事的方式来走进病人的世界，见证病人的痛苦和努力，也就与病人建立了坚实的信任关系。

其实叙事医学关注的关系除了医生与病人，还有医生与自己，医生与同事，医生与社会。本次疫情百年未遇，这三年对每一个医务人员个体也是巨大的挑战，在专业和心理上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特别是这波疫情，医务人员既是一个治疗者，也是一个被治疗者，角色忽而是这个，忽而是那个。所以医务人员不站在一个较高的视角定位自己的工作性质，找到工作的意义，很容易被悲观的情绪所笼罩，失去职业的认同感，产生职业倦怠。正是通过叙事，医务人员才得以创造和重塑自我……如果医务人员缺少讲自己故事的能力，那么自我将不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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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而非信仰缺失更有可能促动人们去认识自我，明了自己的生活目标和价值观。只有当你患病时，你才会问自己：谁是你可以信任的人？生命对你意味着什么？你能承受多少痛苦？卡伦讲：我并不是说对待病人要像对待家人一样，但在临床实践中，可以推行这样的爱。一旦通过爱的奉献具有了见证他人困境的能力，我们在临床实践中就获得了爱的渗透力，能够感受他人的苦难，倾听他人的言辞，用我的自我慷慨地服务于另一个自我。我们也需要倾听。病人自由地讲述着自己的健康和疾病时，我在努力地倾听，对双方来说都是充满情感的经历。故事随时间而“成长”。充满情感的，对病人的“深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对病人的态度。

新冠疫情下，病与情绪一同袭来，前途未仆，对谁都不是好的感受，病人如此，医生也如此。但坎还是要迈，别无选择。“我们所有的医务工作者都在做有意义的事。尽管我们做得不够完美，尽管有时我们身不由己。正是这种工作的意义感、重要性和风险性，驱使医学文化具有严谨性和规范性。体力的消耗、午夜里无休止的电话、写过和读过的无数页病历、讲授和聆听过的各种讲座，都构成了医学……无名的、吃力不讨好的、无法露面的、不确定的，但又是很必要的。这种必要性显示了医务人员的善良本质。他们虽然有时显得冷漠，但他们在造福人类。”

故事让生命易于理解；当生命被塑造为故事的时候，它就有了来处和去处；叙事性提供了可理解性，两者又共同塑造了道德性，也就默默地为我们该如何生活这个问题提供了实用答案。